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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操持文字的人

发布时间:2020-05-21 12:16:12
一个操持文字的人,一个直面现实的思想者,其文字与思想如此被人需要,不让当红歌星、影星,堪称时代对思想者的加冕。


原名:大江大海之后,能否温柔倾听?

潮水般的掌声,将龙应台迎接到讲台中心。18日下午4时,本届香港书展迎来了真正的高潮。


点半,会展中心二楼会议厅前的人龙已经蜿蜒九曲。开门之后,可容纳1600人的大厅迅即被填满,主办方开放隔壁会议室,让未能进入大厅的人在这里用录像设备同步收看演讲。根据主办方的即时通报,这个可坐1000人的会议室,也告坐满。


去年书展的李敖、李戡父子演讲,也在这间会议室,同样盛大,但规模显逊今日。


一个操持文字的人,一个直面现实的思想者,其文字与思想如此被人需要,能获得不让当红歌星、影星量级的追捧,无疑,已经令这场演讲升级为一个事件,更堪称时代对思想者的加冕。


这既是演讲者本人文字与思想的号召力使然,也与如下两个因素未始没有关系:去年底,选战失败,龙应台辞任高官,此次莅港,是她卸任后的首次公开演讲,自然引人关注。主持人邱立本先生在致词时开玩笑说,龙应台卸任后的第一次,就献给了在座的听众,献给了香港;其次,近一二年,两岸三地都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激荡的现实,这时候,听听龙应台怎么说,或许也是人们的心理需要。


龙应台上一次在华人世界掀起思想的风暴,是2009年《大江大海1949》的出版。这部书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写起,旁及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迫害,写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及至“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先生高度评价此书,他说:“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大势的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1949》一书的基本特点之一。”


六年过去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依然澎湃有声。她以普通人的命运与福祉为坐标,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呼吁胜利者重估胜利的意义与价值,质疑任何抽离了普通人的命运与哀乐的胜利,包括失败,这一切,对于至今仍居主流地位的成王败寇历史哲学,具有强有力的解构与解毒价值。


“我离开三年了,这三年,你们真出了太多的事情。”开场白中,龙应台以温暖、关切的口吻,对香港、香港人表达了抚慰之情。的确,过去的几年,这座城市,这座城市里的人,在一场接一场的风暴中,已然心力憔悴。


然而很快,她就以让观众举手的方式发现,芸芸听众中,来自大陆的占了压倒性的优势,香港听众也就占两成到三成的样子。事实上,在提问环节,来自大陆的听众也更为踊跃,以至于龙应台不得不提出,她想听到有人用粤语来提问。


数千听众中,来自大陆者占居绝对优势,固然与大陆庞大的人口数量有关,但另一方面,或许也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片广袤的大陆,更渴望她的思想,更期待她的启迪。而整场演讲的基调与氛围,也足以支持这一判断。


的确,一个经历了大江大海的国家、族群,换言之,一个相互制造了太多苦难的共同体,如何放弃胜利者的虚荣,失败者的沮丧,又如何谦卑地面对普通人的苦难,进而在波涛汹涌中,还能承认我们是共乘一船的同胞,这样的演讲主题,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傲慢,颠覆了胜利者的虚妄,更击中了当下人们心头的痛,如何不让人怦然心动,五内俱热?


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用影像,用图片,用他国他族相似的历史,有时伴以情难自禁的泫然泣下,龙应台急管繁弦地阐述、强化着上述命题,营造出强大的情感冲击能量。至少,放眼我周遭的听众中,不乏低头拭泪人。


她动情讲述波斯尼亚一座城市在内部厮杀之后修复创伤的努力与艰难。一个村落,八千人被屠尽。一座建于16世纪的古桥被炸断。“这是记忆的被炸断”,她说。浩劫过后,厮杀过的人们努力寻找共同的美好记忆做修复创伤的纽带,找来找去,最后决定在市中心立一座李小龙的雕像,因为这个遥远东方的传奇,曾经是不同族群的快乐公约数。然而,雕像立起来才一天,即被捣毁。


她播放黄广海与他自制的地球仪的故事。20岁时的黄广海,经历徐蚌会战后,被不可抗拒的时代狂潮裹挟到台岛,1954年,因在与香港朋友的通信中批评,以“连续传播不实的消息以动摇人心”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用一只报废的篮球,耐心而精准地画出经纬度,制成一个地球仪,用以陪伴自己的铁窗岁月。20余年后,尽管迟到,但正义还是来了。黄光海获得500万台币的补偿,他花去200多万,周游了世界。他在狱中自制的地球仪,被收入人权博物馆。


龙应台认为,向黄广海表达感激与道歉,当时任文化高官的自己还不够,必须出面。可是,在与黄广海见面时,一只鞋子却突如其来地横飞过来。这只鞋子,令龙应台黯然神伤。“我希望这一时刻是黄广海独有的。领导人是谁不重要,应该有人对他说一声‘对不起’”。讲到这里,龙应台泫然泣下。


她认为,唯一可以给黄广海们的,是记忆,是对他们的记忆的倾听。而倾听是一门功课,不是躺在沙发上的边看边听。


她主张,辩论历史的对错,不如及时的慈悲,人活着时的慈悲。


她祈求开启一个不残酷的时代,祈求千万不要让战争再发生,因为战争永远意味着普通人的苦难。


“我们欠一个时代的大倾听。倾听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声音,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因为今天,无论台湾、香港及大陆内部,以及彼此之间,都有太多的不信任。”


她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仓皇的世纪。战争,贫穷,流离失所,是二十世纪的胎记。背靠民族过往的苦难,面向血泪交织下成长的年轻一代,她呼告:“温柔倾听的时刻到了。”


(编辑:葛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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